白居易的简介资料


白居易(772年-846年)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又号醉吟先生,祖籍山西太原,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,生于河南新郑。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,世称“元白”,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

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语言平易通俗,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官至翰林学士、左赞善大夫。公元846年,白居易在洛阳逝世,葬于香山。有《白氏长庆集》传世,代表诗作有《长恨歌》、《卖炭翁》、《琵琶行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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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生活

827年,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,配紫金鱼袋,换穿紫色朝服(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)。828年,转任刑部侍郎,封晋阳县男。829年春,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,回洛阳履道里。830年

12月,任河南尹。831年七月元稹去世。832年,为元稹撰写墓志铭,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,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。833年,因病免河南尹,再任太子宾客分司。835年,被任命为同州刺史,辞不赴任,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,封冯翊县侯,仍留在洛阳。839年10月得风疾。841年,罢太子少傅,停俸。842年,以刑部尚书致仕,领取半俸。

晚年白居易的生活,大多是以“闲适”的生活反应自己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人生哲学。而844年,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,事成后作诗《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》留念,诗中仍反映出他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人生观。

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,与刘禹锡唱和,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。作《池上篇》、《醉吟先生传》自况。845年,白居易74岁,尚在履道里第举行“七老会”,与会者有胡杲、吉皎、郑据、刘真、卢贞、张浑与白居易;同年夏,以七老合僧如满、李元爽,画成“九老图”。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,号香山居士,为僧如满之弟子。

诗歌理论

白居易的思想,综合儒、佛、道三家,以儒家思想为主导。孟子说的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。其“兼济”之志,以儒家仁政为主,也包括黄老之说、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;其“独善”之心,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、齐物、逍遥观念和佛家的“解脱”思想。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。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,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。

他把诗比作果树,提出“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”(《与元九书》)的观点,他认为“情”是诗歌的根本条件,“感人心者莫先乎情”(《与元九书》),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。因此,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,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,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。

他继承了《诗经》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,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。强调诗歌揭露、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。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。《与元九书》中他提出了著名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。

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,关心民生疾苦,是有进步意义的。对大历(766~779)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,亦有针砭作用。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,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。

轶事典故

自酿美酒

白居易自家酿的酒,质高出众,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:“开坛泻罇中,玉液黄金脂;持玩已可悦,欢尝有余滋;一酌发好客,再酌开愁眉;连延四五酌,酣畅入四肢。”(《白居易卷》)。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,而且直到今天,还有“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”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。 

素口蛮腰

素口蛮腰,蓄妓玩乐,始自东晋,唐代比较普遍。为了涤除人生烦恼,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。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,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。唐孟棨《本事诗·事感》中记载:“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,妓人小蛮善舞,尝为诗曰: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”。

白居易六十多岁时,他得了风疾,半身麻痹,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。可是,他那匹马反顾而鸣,不忍离去。樊素也伤感落泪说:“主人乘此骆五年,衔撅之下,不惊不逸。素事主十年,巾栉之间,无违无失。今素貌虽陋,未至衰摧。骆力犹壮,又无 。即骆之力,尚可以代主一步;素之歌,亦可送主一杯。一旦双去,有去无回。故素将去,其辞也苦;骆将去,其鸣也哀。此人之情也,马之情也,岂主君独无情哉?”

但在白居易70岁时,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。白居易思念中写道:“两枝杨柳小楼中,嫋娜多年伴醉翁,明日放归归去后,世间应不要春风。五年三月今朝尽,客散筵空掩独扉;病与乐天相共住,春同樊素一时归。”

家族成员

祖父:白湟

祖母:薛氏

父亲:白季庚

长兄:白幼文

三弟:白行简

儿子:白阿崔
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《白居易》

  白居易(772~846)唐代诗人。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、醉吟先生。祖籍太原(今属山西),曾祖父白温迁居下□(今陕西渭南),遂为下□人。晚年官太子少傅,谥号“文”,世称白傅、白文公。祖父□、外祖陈润俱善诗。父季庚,做过彭城县令,徐州、襄州别贺。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

 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(772),至贞元十五年(799),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(今属河南)。自幼聪慧,5、6岁学作诗,9岁熟悉声韵。11岁时,因两河藩镇战乱,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(今安徽宿县北),不久又南下到越中,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。5、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,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,并受到当时任苏州、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、房孺复的影响,作有《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》、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等诗篇,15、16岁时,立志应进士举,刻苦读书,口舌成疮,手肘成胝。后来,父死母病,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,奔波于鄱阳、洛阳之间,生活比较艰苦。

 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(800),至元和十年(815)。贞元十六年,白居易 29岁,进士及第。十八年(802) ,又与元稹同时考中“书判拔萃科”。两人订交,约始于此,后在诗坛上齐名,并称“元白”。十九年春,授秘书省校书郎。永贞时(805),王叔文、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,白居易曾向韦上书,建议广开言路,选拔人才,惩恶赏善,举贤任能,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。但不久,王、韦等被贬,改革失败。他的建议未及采用,写有《寓意》等诗表示惋惜。元和元年(806),罢校书郎,撰《策林》75篇,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,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。这年中“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”,授□□(今陕西周至)县尉,作《观刈麦》,《长恨歌》。元和二年,帖集贤院校理。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。次年授左拾遗。五年,改京兆府户曹参军,均依旧充翰林学士。草拟诏书,参预国家机密。在儒家“兼济”思想的指导下,他不怕得罪权贵近□,连续上书论事,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》、《论制科人状》、《论于□裴均状》、《论和籴状》、《奏阌乡县禁囚状》等,都是关系国家治乱、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。与此同时,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“补察时政”、“泄导人情”的武器,促进新乐府运动,写了大量的讽谕诗,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。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,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。

  元和六年,白居易因母丧居家,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。元和十年,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,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。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,以雪国耻。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,并捏造“伤名教”的罪名,将他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。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。

 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(816),至大和二年(828) 。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,写下《琵琶行》。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,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。在这之前,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,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。经过这次打击,思想更从“兼济”急遽转向“独善”,决心要做到“宦途自此心长别,世事从今口不言”(《重题》);“面上灭除忧喜色,胸中消尽是非心”(《咏怀》)。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,而是选择了一条“吏隐”的道路,一边挂着闲职,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,与僧朋道侣交游,以求知足保和,与世无忤。与之相适应,描写闲静恬淡境界、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,便开始多起来,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。元和十三年,改任忠州刺史。十五年,召还京,拜尚书司门员外郎,迁主客郎中,知制诰,进中书舍人。因国事日非,朝中朋党倾轧,屡次上书言事不听,于长庆二年(822)请求外任,出为杭州刺史。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。在杭州时,曾修筑湖堤,蓄水灌田千余顷;并疏浚城中六口井,以利饮用。离苏州日,郡中士民涕泣相送。文宗大和元年(827),拜秘书监。次年转刑部侍郎。

 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(829),至会昌六年(846)。白居易从58岁开始,定居洛阳。先后担任太子宾客、河南尹、太子少傅等职。会昌二年(842),以刑部尚书致仕。他在洛阳过着饮酒、弹琴、赋诗、游山玩水和“栖心释氏”的生活。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,时称“刘白”。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。73岁时,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,以利行船。两年后病终。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(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)。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。今已辟为游览胜地。

 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,综合儒、释、道三家。立身行事,则以儒家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为指导思想。他的“兼济”之志,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,但也包括黄老之说、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。他的“独善”之心,吸取了老庄的知足、齐物、逍遥观念和佛家的“解脱”思想。《自觉》二首其二说:“我闻浮图教,中有解脱门。”求得身退心安,无所往而不适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,在政治上直言极谏,无所忌讳,敢作敢为,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,为补察时政服务;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,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,远嫌避祸,以诗、酒、禅、游自娱,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。无论达和穷,他都离不开诗。白居易诗《溪村》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《六言唐诗画谱》

 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,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。他把诗歌比作果树,提出了“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”(《与元九书》)的著名论点。情是诗的内容,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,义是诗的社会效果。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,说:“大凡人之感于事,则必动于情,然后兴于嗟叹,发于吟咏,而形于歌诗矣”(《策林》六十九)。又说:“乐者本于声,声者发于情,情者系于政”(《策林》六十四)。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,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“事”,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“政”。因而,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,必须来源于生活,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,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。

 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《诗经》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,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。他说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(《与元九书》)。又说:“为诗意如何?六义互铺陈;风雅比兴外,未尝著空文。”(《读张籍古乐府》)所谓“为时”、“为事”,就是指“救济人病,裨补时阙”。所谓“六义”、“风雅比兴”,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。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,他在“美刺”中更着重“刺”的一面,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,要求“唯歌生民病”、“句句必尽规”(《寄唐生》),“上以纫王教”,“下以存炯戒”(《策林》六十八),指出“欲开壅敝达人情,先向歌诗求讽刺”(《采诗官》)。在他看来,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,引起当权者的注意,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,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,否则不过是些“嘲风雪,弄花草”的“空文”。与上述理论相适应,在诗歌表现方法上,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:①“辞质而径”,辞句质朴,不加文饰,表达直率,不绕弯子;②“言直而切”,直书其事,不作隐讳,切近事理,说尽说透;③“事□而实”,内容真实,经得起查考,不说空话,不加虚夸;④“体顺而肆”,文字流畅,容易上口吟诵,便于配乐传唱(《新乐府序》)。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,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。

 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,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、关心民病,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,也有针砭作用。但是,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,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,又是不恰当的。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、陶渊明、谢□、李白等著名诗人,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,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、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(《与元九书》)。同样,如果一味强调“辞质而径”等诗歌的表现方法,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,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,难免有浅率之弊,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。

 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,曾整理、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,分成讽谕、闲适、感伤和杂律四大类。据其自述,讽谕诗是他“自拾遗来,凡所适、所感,关于美刺兴比者,又自武德讫元和,因事立题,题为新乐府者”,闲适诗是“或退公独处,或移病闲居,知足保和,吟玩情性者”;感伤诗是“事物牵于外,情理动于内,随感遇而形于叹□者”;杂律诗则是“五言、七言、长句、绝句,自百韵至两韵者”。大体上,前三类是古体诗,最后一类是近体诗;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,但也有参互交错的。在这四类诗中,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。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“兼济之志”,闲适诗显示出“独善之义”,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。感伤诗和杂律诗则“或诱于一时一物,发于一笑一吟,率然成章,非平生所尚”(《与元九书》)。

 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,是他的讽谕诗,其中包括《新乐府》50首、《秦中吟》10首等代表作。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,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,如《观刈麦》、《采地黄者》、《重赋》、《杜陵叟》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;《宿紫阁山北村》、《卖炭翁》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;《轻肥》、《歌舞》、《红线毯》、《两朱阁》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;《新丰折臂翁》、《缚戎人》、《城盐州》、《西凉伎》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;《涧底松》、《赢骏》、《悲哉行》、《谕友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;《井底引银瓶》、《议婚》、《母别子》、《上阳白发人》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;《伤友》、《和雉媒》、《天可度》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;《海漫漫》、《梦仙》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。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,直气凛然。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,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,如“夺我身上暖,买尔眼前恩”(《重赋》);“地不知寒人要暖,少夺人衣作地衣”(《红线毯》);“虐人害物即豺狼,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”(《杜陵叟》),措辞激切,毫无顾忌,突破了儒家“温柔敦厚”诗教的框框。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。

 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,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。《卖炭翁》、《新丰折臂翁》、《缚戎人》、《井底引银瓶》等,叙事完整,情节生动,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,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。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,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,如《黑潭龙》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,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,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,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、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。《题海图屏风》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、鲸鲵助威肆虐,造成“万里无活鳞,百川多倒流”的景象,为当时藩镇割据、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。还有把鹤、鸟、松、竹等动植物拟人化,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,如晚年所作《禽虫》十二章,就属于这类寓言诗。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,一般都概括深广,取材典型,主题集中,形象鲜明,语言明白晓畅。一部分《新乐府》还采用了“三、三、七”言的句式,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。

 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,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,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、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。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,如“作客诚已难,为臣尤不易”、“直道速我尤,诡遇非吾志”(《适意二首》)以及“况多刚狷性,难与世同尘。不唯非贵相,但恐出祸因”(《自题写直》)等等,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,说明他追求闲适,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。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。如《观稼》、《归田三首》,写农村景象,质朴而清新。《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》,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,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。

 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,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。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。《长恨歌》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,情绪感伤,寄托深微。诗中既写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,导致昏庸误国,讽意明显;更写“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”,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,流露出作者的同情。唐陈鸿说,白居易“深于诗,多于情”,创作《长恨歌》“不但感其事,亦欲惩尤物,窒乱阶,垂于将来者也”(《长恨歌传》)。《琵琶行》则有遭际之感。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,写情入微,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,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,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。“童子解吟《长恨曲》,胡儿能唱《琵琶篇》”(唐宣宗李忱《吊白居易》),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。所以清人赵翼指出,白居易“即无全集,而二诗已自不朽”(《瓯北诗话》卷四)。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,如《别舍弟后月夜》、《江南遇天宝乐叟》、《画竹歌》、《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》等,也都写得情真意切,朴挚动人。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、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,如“畏老老转迫,忧病病弥缚”,“朝哭心所爱,暮哭心所亲”(《自觉》二首)等;厌苦尘世烦恼,力求加以解脱,声称要“度脱生死轮”,“永洗烦恼尘”(同前),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。

 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。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,如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、《钱塘湖春行》、《西湖留别》、《暮江吟》、《问刘十九》等,都能以白描手法,寥寥几笔,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,历来脍炙人口。而一部分铺陈故实、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、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,颇为时人效尤,但多不足取。

 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,明畅通俗。平易,是指用寻常的话,写寻常的事,明白自然,人人能够领略。所谓“郢人斤斫无痕迹,仙人衣裳弃刀尺”(刘禹锡《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》),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、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。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。刘熙载《艺概》说:“常语易,奇语难,此诗之初关也。奇语易,常语难,此诗之重关也。香山用常得奇,此境良非易到。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也认为“元、白尚坦易,务言人所共欲言”,指出“坦易者多触景生情,因事起意,眼前景、口头语,自能沁人心脾,耐人咀嚼”。白诗的平易,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,意到笔随,挥洒自如,“情致曲尽,入人肝脾,随物赋形,所在充满,殆与元气相侔”(王若虚《滹南诗话》),有很大的感染力。这样的平易,是提炼的结果。赵翼又说:“其笔快如并剪,锐如昆刀,无不达之隐,无稍晦之词;工夫又锻炼至洁,看是平易,其实精纯。”宋代僧人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,虽不必真有其事,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,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,便于广大读者接受,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,增添诗歌的神趣。《唐音癸签》引《阅耕余录》说:“白太傅诗:‘暑退衣服干,潮生船航活’,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,采入诗中,便成佳句。”龚颐正《芥隐笔记》也说:“诗中用而今、匹如、些些、耳冷、妒他、欺我、生憎、勿留、赢垂、温暾,皆乐天语。”

 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,后世颇有訾议。有人说他“俗”,说他“浅”,甚至说他“力□而气孱”(司空图《与王驾评诗书》),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,吟弄风情,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;晚年“更作知足语,千篇一律”(《诗源辩体》引王世贞语),“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、七”(叶燮《原诗》)。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,意太详,语太露,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。但他的成功之作,多能做到“言浅而思深,意微而词显”(薛雪《一瓢诗话》),在平易、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,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、大众化的重要成就。所以晚唐张为《诗人主客图》称白居易为“广大教化主”,正好说明了这一点。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,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。他在世时,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,“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,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,至于缮写模勒,□卖于市井,或持之以交酒茗者,处处皆是”(元稹《元氏长庆集序》)。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“元和体”,“自衣冠士子,闾阎下俚,至悉传讽之”(《旧唐书·元稹传》)。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。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,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,一篇值百金。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,后陆续有人抄回,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、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,视为国宝。

 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。晚唐的皮日休、聂夷中、陆龟蒙、罗隐、杜荀鹤,宋代的王禹□、梅尧臣、苏轼、张耒、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、黄遵宪等,都在不同方面、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。此外,元、明、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,如《长恨歌》演变为白朴的《梧桐雨》、洪□的《长生殿》,《琵琶行》演变为马致远的《青衫泪》、蒋士铨的《四弦秋》等。白诗的词句,也有很多被宋、元、明话本所采用。

  诗歌以外,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。他虽然不属于韩愈、柳宗元的文学团体,却以其创作的实践,推动了散文的革新。他的《策林》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,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《治安策》。其中有些篇章如《决壅蔽》、《使官吏清廉》、《去盗贼》等,不仅内容切实,见解精辟,而且引古鉴今,析理深透,语言明快,词气谠直,是议论文中的杰作。《为人上宰相书》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,条分缕析,劲直剀切,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。《与元九书》洋洋洒洒,夹叙夹议,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。而象《草堂记》、《冷泉亭记》、《三游洞序》、《荔枝图序》等,写景状物,旨趣隽永,又是兴文艺样式——曲子词的写作。他的《忆江南》、《浪淘沙》、《花非花》、《长相思》诸小令,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。

 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,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,初名《白氏长庆集》,后改名《白氏文集》,共收诗文3800多篇,成75卷、抄写5部。分藏于庐山、苏州、洛阳及其侄子、外孙的家里,唐末动乱,抄本散乱,又经辗转刻写,已非原貌。现存最早的《白氏文集》,是南宋绍兴年间(1131~1162)刻本,仅71卷,收诗文3600多篇(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),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。明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马元调重刻《白氏长庆集》71卷,与绍兴本基本相同。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(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),分前、后集,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。清初汪立名则刻有《白香山诗集》40卷,仅诗,无文,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《补遗》 2卷,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。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《白居易集》,以绍兴本为底本,参校各本,加以订补;又编《外集》2卷,搜集佚诗佚文,并附白氏传记、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。

  研究资料方面,新、旧《唐书》有白居易的本传,陈振孙、汪立名均撰有年谱。近人陈寅恪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和岑仲勉的《白氏长庆集伪文》,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。今人王拾遗《白居易生活系年》、朱金城《白居易年谱》。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白居易卷》,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。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《白居易研究》等,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。

  这些你看够吗?

古代山西诗人中,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。他是继李白、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,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。

白居易,太原人,出身于仕宦之家,高祖、曾祖、祖父俱为官,父亲为朝奉大夫、襄州别驾、大理少卿,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。因其祖、父俱在河南作官,所以居家河南。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(公元772年)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。武宗会昌六年(846年)八月卒于洛阳,享年75岁。

白居易出生时,李白已逝世10年,杜甫也去世2年。时代需要大诗人,白居易适逢其时。他因出身书香门第,自幼又绝顶聪明,五六岁便学写诗,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,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,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。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,他说:“昼课赋,夜课书,间又课诗,不遑寝息矣,以至于口舌生疮,手肘成胝。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,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。这些原因,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。

白居易出生不久,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。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,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,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,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。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,随后南北奔走,备尝艰辛。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;“故园望断欲何如?楚水吴山万里余。今日因君访兄弟,数行乡泪一封书。”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,也写得较好,历来为人称道,诗云:“田园寥落干戈后,骨肉流离道路中,……共看明月应垂泪,一夜乡心五处同。”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。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、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。白居易的少年时代,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。

白居易16岁时,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,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。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,去拜见老诗人顾况。顾况闻他名居易,便开玩笑说:“长安米贵,居恐不易。”及读到这首诗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时,大为赞赏,说有这样的文笔,居长安不难。这首诗,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。

自到长安,顾况为之延誉后,白居易有时居长安,有时在别处,曾去过徐州、襄州、杭州等地,交结了一些诗人,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。他27岁方从乡试,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,送往长安应试,贞元十六年(800年)29岁时,以第四名及进士第,31岁时,试书判拔萃科,与元稹等同时及第,与元稹相识,从此成为莫逆之交。在32岁那年春,白居易被授校书郎,算是步入了仕途,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,卜居渭上,距长安约百里,到35岁时,罢校书郎,随后又授周至县尉。次年,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,补集贤院校理。这年冬季,授翰林学士,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,娶杨虞卿从妹为妻,元和三年(808年)拜左拾遗。

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,或黜或贬。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《论制科人状》,极言不当任意贬黜,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,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。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,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,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。他任拾遗期间,克尽职守,屡陈时政,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。

元和六年(811年)四月,因母亲去世,白居易丁忧居渭村,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。居渭村三年多,白居易又贫又病,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。元和九年(814年)冬,授太子左赞善大夫,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,为宰相所恶,被贬为州刺史,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,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。此次连续被贬,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,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为避祸远嫌,“不复愕愕直言”,“世事从今口不言”。在江州,他自称为“天涯沦落人”,以游历山水、作诗为事,慕起陶渊明来,希望作个隐逸诗人,并转而事佛,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。总之,被贬江州司马,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。

白居易在江州四年,后移忠州,元和十五年召还。宪宗崩,穆宗继位,授中书舍人,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,知制诰,加朝散大夫,转上柱国。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,诗云“得水鱼还动鳞发,乘轩鹤亦长精神。”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,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,而且“终日多忧惕”,惊叹“高有罾缴忧,下有陷阱虞”。很快又感到失望。他恐再遭权幸谗害,不敢久留朝中,便请求外任,于长庆二年(822年)出为杭州刺史,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,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,诗云:“谁知名利尽,无复长安心。”“敢辞官远慢,且贵身安妥。”荣枯任之,听天由命,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。为了涤除人生烦恼,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。他蓄妓与嗜酒无厌,直到暮年。蓄妓玩乐,始自东晋,唐代比较普遍,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。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。嗜酒,据他自己说,“唯以醉为乡”,“往往酣醉,终日不醒。”宋人统计白居易诗,说他“二千八百首,饮酒者九百首。”所以如此,都是为了逃避现实,自我麻醉。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,寻求解脱之法,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、安慰自己。《大宋高僧传》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,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,多在出守杭州后。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,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,经常持三长月斋,即在一、五、九月在家坐道场。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、达观的代表,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。其实,他之崇佛,并非真心事佛,而是为了解除烦恼,寻求解脱,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,是一种退缩,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。是仕途坎坷,感到失望所致。饱经忧患后,才潜心释氏以寄托。白居易晚年所撰《醉吟先生传》自我表白云:“性嗜酒、耽琴、淫诗。凡酒徒、琴侣、诗友多与之游,游之外,栖心释氏”。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。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。同时又炼丹学道。从严格意义上讲,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。同时,他之崇佛,还出于健身的原因。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、坐道场,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。

虽则消极、蓄妓、耽酒、信佛,但在杭州刺史任上,他政绩斐然,关心民间疾苦,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。人们为了怀念他,名所筑之堤为“白堤”,此外,还浚城中六井,以供市民饮用。

长庆四年(824年)五月,在杭州任期满。除太子左庶子、分司东都。于是,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。至此为官20来年,竟然凑不足买房钱,只好以两匹马抵偿,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。第二年,他除苏州刺史,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,便因病免郡事。刘禹锡罢和州刺史,刘、白二人结伴归洛阳。一年后,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,封晋阳县男。58岁那年,即大和三年(829年)春,白居易称病,免归,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,从此不复出,后除河南尹,寻以病免,64岁那年,除同州刺史,不拜,改太子少傅,分司东都。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,他不愿再为官了。60岁时,儿子阿崔夭折,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,73岁时,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,以利舟揖。卒年75岁。

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,虽多为官,但总不顺利,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。作为一个诗人,却成就极大,可以说名动朝野,甚至妇孺皆知。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,多为外官,经历极广,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,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。

白居易的诗,前面已讲到,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。16岁时“野火春风”之句,已成为千古名句。最为出名,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《长恨歌》,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。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,加以虚构,写得有声有色。生动动人,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,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。在这首诗里,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。至有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、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等语。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,既微有讽刺,又饱含哀怜。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,笔锋颇常感情。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,感情充沛复杂,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。

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《琵琶引》,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。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,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,舟中离别酒筵上,感伤之中,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,移船相邀,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、独守空船的歌妓,也有无限愁绪,借琵琶寄托幽怨。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,不仅深为同情,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,因而产生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感慨,便作了这首可与《长恨歌》媲美的长诗。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、可悲身世,后面以“我从去年辞帝京,谪居卧病浔阳城”转而写己,最后云“座中泣下谁最多,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“司马青衫”,因此也成典故。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,有很多优点,描写细致,音节和谐,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,真是令人一唱三叹。而最重要的,还是感情的真挚。这两首长诗,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。

白居易其他诗歌中,价值很高、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,尤以《秦中吟》和《新乐府》出名。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,反映民生疾苦,为正义而大声呼喊,“不识时忌讳”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。《秦中吟》10首,首首如利剑,《重赋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,残酷盘削百姓,“夺我身上绫,买尔眼前恩。”《轻肥》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,最后是“是岁江南旱,衢州人食人!”《歌舞》写公卿们日中乐饮、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,结句是“岂知阌乡狱,中有冻死囚!”《买花》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、以豪奢相夸耀,最后说:“一丛深色花,十户中人赋。”《议婚》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,《伤友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,《伤宅》讽刺豪门大兴建筑,“一堂费百万”。《不致仕》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。《立婢》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。《五弦》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。可知全是批判、鞭挞和发牢骚者,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,刺疼了统治阶级,难怪“闻《秦中吟》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。”白居易对自己的《秦中吟》也甚为自负,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:“一篇《长恨》有风情,十首《秦吟》近正声。”

《新乐府》是与《秦中吟》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,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,共50首,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,时间跨度较《秦中吟》大,内容也更广泛。白氏在《寄唐生》诗中说他的乐府诗:“我亦君之徒,郁郁何所为。不能发声哭.转作乐府诗。篇篇无空文,句句必尽规。功高虞人箴,痛甚骚人辞。非求宫律高,不务文字奇。推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。”可以说是他写《新乐府》的宣言和对《新乐府》的最好说明。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《卖炭翁》、《杜陵叟》、《缭绫》、《新丰折臂翁》等,即为《新乐府》中篇章。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,即序中所明言的“苦宫市也”、“伤农夫之困也”、“贪女工之劳也”、“戒边功也”、“忧蚕桑之费也”、“念寒隽也”、“戒求仙也”、“刺佛寺浸多也”、“疾贪吏也”等,鞭挞、讽刺,辞激情真,毫不留情,乃至大声疾呼。这些诗篇爱憎分明,除讽刺外,也有歌颂。这些诗篇,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,赞美什么,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。他在《新乐府序》中明确宣布,这些诗是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,不为文而作也”。“其事核而实”,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,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。在诗风上,继承了《诗经》、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,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,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。

总之,白居易的《秦中吟》和《新乐府》,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,连同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,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,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。

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,讽谕诗之外,还有闲适诗、感伤诗、杂律诗,也大都写得很好。总的来说,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。因为世途险恶,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,是十分令人惋惜的。

作为一个大诗人,一个天才的诗人,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,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,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。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语言通俗易懂,明白晓畅,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,作了许多艺术加工。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。明代诗论家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,说“真迹点窜,多与初作不侔”,可知白居易作诗、改诗之刻苦认真。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,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。

白居易的诗,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,甚有影响,使他颇感自豪。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: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,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,往往有题仆诗者;土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,每每有咏仆诗者。”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,“二十年间,禁省、观寺、邮候、墙壁之上无不书,王公、妾妇、马走之口无不适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,或持之以交酒茗者,处处皆是。”一个人的诗作,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,在古代是极少见的。不但如此,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,日本、新罗(今朝鲜)、日南(今越南)等国,都有传写。据史料载,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,藏之秘府,暗自吟诵。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,诏番臣诵读。

不言而喻,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,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,流传千古。

  白居易(772~846),汉族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下邽(今陕西渭南东北)人,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,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,他的诗在中国、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,是“新乐府运动”的领袖。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,其曾祖父迁居下邽(音guī)(今陕西渭南北),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。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(公元772年2月28日),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(今东郭寺)降生了。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,号“香山居士”。武宗会昌六年(846年)八月,白居易去世于洛阳,葬于洛阳香山,享年75岁。他去世后,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:“缀玉连珠六十年,谁教冥路作诗仙?浮云不系名居易,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,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,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著有《白氏长庆集》七十一卷。

 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,谥号“文”,世称白傅、白文公。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,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,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、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,对后世颇有影响,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。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、左赞善大夫,因得罪权贵,贬为江州司马,晚年好佛。他一生作诗很多,以讽喻诗为最有名,语言通俗易懂,被称为“老妪能解”。叙事诗中《琵琶行》、《长恨歌》等极为有名。

  邓肖达曾说:“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,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。”

 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,上自宫廷,下至民间,处处皆是,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、日本。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,晚唐皮日休、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、黄遵宪等,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。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,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,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,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。

  晚年与刘禹锡友善,称刘白,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。其词极有特色,以风格明丽见长,为后世词人所推崇。

 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: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《钱塘湖春行》《暮江吟》《忆江南》《大林寺桃花》《同李十一醉忆元九》《直中书省》《长相思》《题岳阳楼》《观刈麦》《宫词》 《问刘十九》《买花》 《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》

 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,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,并力求通俗,所作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共六十首,确实做到了“唯歌生民病”、“句句必尽规”,与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同为著名的诗史。长篇叙事诗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。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,“宦途自此心长别,世事从今口不言”,但仍写了许多好诗,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,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。晚年寄情山水,也写过一些小词。赠刘禹锡诗云: “古歌旧曲君休听, 听取新词《杨柳枝》”,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。其中《花非花》一首,颇具朦胧之美。

白居易(772~846)

中国唐代诗人。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、醉吟先生。原籍山西太原,祖上迁下邽( 今陕西渭南 ) 。晚年官太子少傅,谥号文,世称白傅,白文公

生平 他生于中小官僚家庭。生地郑州新郑(今河南新郑县)。11岁起,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。少年时读书刻苦。贞元十六年(800)中进士,十八年,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。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。十九年春,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元和元年(806),罢校书郎,撰《策林》75篇,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,授盩厔县尉。作《观刈麦》、《长恨歌》。元和二年回朝任职,十一月授翰林学士,次年任左拾遗。四年,与元稹、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。五年,改京兆府户曹参军。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,草拟诏书,参与国政。他能不畏权贵近?,直言上书论事。元和六年,他因母丧居家,服满,应诏回京任职。十年,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,被贬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。次年写下《琵琶行》。开始“吏隐”,在庐山建草堂,思想从“兼济天下”转向“独善其身”,闲适、感伤的诗渐多。元和十三年,改忠州刺史,十五年还京,累迁中书舍人。因朝中朋党倾轧,于长庆二年(822)请求外放,先后为杭州、苏州刺史,颇得民心。文宗大和元年(827),拜秘书监,明年转刑部侍郎,四年,定居洛阳。后历太子宾客、河南尹、太子少傅等职。会昌二年(842)以刑部尚书致仕 。在洛阳以诗、酒、禅、琴及山水自娱,常与刘禹锡唱和,时称刘白。会昌四年,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。75岁病逝,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,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。

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 ,综合儒、释、道三家。立身行事,以儒家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为指导思想。其“兼济”之志,以儒家仁政为主,也包括黄老之说、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;其“ 独善”之心,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、齐物、逍遥观念和佛家的“解脱”思想。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。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,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。他把诗比作果树,提出“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”(《与元九书》)的观点,他认为“情”是诗歌的根本条件,“感人心者莫先乎情”(同上),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。因此,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,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,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。他继承了《诗经》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,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。强调诗歌揭露、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。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:①辞质而径,辞句质朴表达直率;②言直而切,直书其事,切近事理;③事核而实内容真实,有案可稽;④体顺而肆,文字流畅,易于吟唱(《新乐府序》)。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,关心民生疾苦,是有进步意义的。对大历(766~779)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,亦有针砭作用。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,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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